LIWC 應用
個別差異:
由於語言是人類思考、表達、溝通都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也提供了LIWC在各方面得以應用的可能性。從此一工具被發展出來之後,目前已經累計了上百篇的相關研究(整理見Tausczik & Pennebaker, 2010)。語言如同一個人的認知、情緒、與態度,具有顯著的個別差異。而究竟LIWC所偵測的指標是否能夠反映這些個別差異則是考驗LIWC效度的第一個指標。在LIWC發展的早期,Pennebaker 與King(1999)就發現,外向性高者會使用較多的正向情緒詞,而神經質高者則傾向於使用較多的負向情緒詞。後續以經驗取樣的方式分析日常語言的使用所做的研究也支持大五人格與LIWC的各項指標具有穩定的相關(Mehl, Gosling, & Pennebaker, 2006)。其他以不同的材料來源,也大都得到類似的結果。例如, Hirsh 與Peterson(2009)分析自我敘事的文本,或Yarkoni (2010)分析網路部落格的書寫者,都得到LIWC類別頻率與大五性格之間的相關。此外,在性別差異方面,女性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代名詞與較多的認知詞,此一模式與低社經地位,或較低年齡者具有相同的模式,很可能顯示情境因素所影響的權力結構也會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Pennebaker, 2011)。換言之,LIWC可以捕捉穩定的個別差異。
心理健康:
Stirman與Pennebaker (2001)發現自殺詩人傾向於在作品中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與死亡詞。Handelman與Lester(2007)進一步比較自殺身亡與自殺未遂者的筆記,卻發現相對於自殺未遂者,自殺身亡者反而有較多的正向情緒、較多的社會相關詞、以及較多的未來式。這很可能也顯示,儘管同樣具有自殺傾向,由於自殺未遂者比較會釋放出較多的相關訊息,因此得以獲得注意,但是自殺身亡者則很可能較未被注意到而產生悲劇。當然,此一結果除了顯示,LIWC對於不同自殺狀況的人具有預測力之外,如何解釋這些差異,以及如何運用這些差異的偵測來提供更有效的協助與防止,則還有待更多的研究釐清。
除了一般可以很直覺的預測情緒詞的使用可以區辨是否具有憂鬱傾向之外,更有趣的是代名詞與憂鬱傾向也具有穩定的關連性。尤其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我、我的、自己等)與負向情緒也具有穩定的關連性(Chung & Pennebaker, 2007; Rude, Gortner, & Pennebaker, 2004)。例如,Rude、Gortner與Pennebaker(2004)請大一的新生寫下他們進入大學的經驗,就發現具有憂鬱傾向於使用較多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較多的負向情緒詞。而即便是已經從憂鬱復原但是先前曾經有過憂鬱病史的學生也比從來沒有憂鬱病史的學生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代名詞。這些研究顯示,在語言使用中,一般研究者甚或是敘說者本身都不會覺察的一些線索,卻可能提供很重要的訊息,而LIWC則提供了一個窗口用以偵測這類的線索。
臨床應用:
應用LIWC探討不同的心理疾患或身心適應問題的研究也相當的廣泛。例如,LIWC曾被應用於區辨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與貪食症(Bulimia Nervosa)兩種不同飲食疾患之患者,在語言使用上的差異(Davies, Swan, Schmidt, & Tchanturia, 2012)。由於厭食症通常伴隨著情緒壓抑的特徵,Davies等人(2012)的研究結果也相對應的發現,相較於一般正常人,厭食症患者有較少的書寫總字數和較少的正向情緒詞;反之,貪食症患者與正常人在語言使用特性上則沒有明顯差異。Holtgraves、McNamara、Cappaert與Durso(2010)則是透過LIWC分析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在語言使用基本特徵。帕金森氏症在初期會出現不對稱的半邊肢體於靜止時不停顫抖或動作困難等障礙,也會伴隨著一些語言缺陷和說話困難。Holtgraves等人(2010)的研究結果發現,帕金森氏患者中左半邊運動困難的患者,由於其主司語用與認知功能的右半腦受損較為嚴重,因此,患者會出現使用較少的動詞、功能詞及句子較短等的語言使用特徵。除此之外,相關研究也涉及以LIWC探討情緒疾患(Vanheule, Meganck, & Desmet, 2011)、人格疾患(Arntz, Hawke, Bamelis, Spinhoven, & Molendijk, 2012)等,在在顯示LIWC在臨床的應用上深具潛力。
教育應用:
在實際的應用上,近來LIWC在教育相關領域的相關領域也有成長。例如:Robinson、Navea與Ickes(in press)發現大學生在學期前所撰寫的自傳中的第一人稱代名詞、標點符號的運用、簡單字、以及其他指標等都對於學期成績具有預測力。他們推論,學生的自我焦點對於學業成就表現具有負向的影響力。顯示語言對於成績的表現還是有相當的預測力。
人際關係:
語言分析也可以擴展到關係的層次。例如,兩個人之間所使用的語言型態也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此相似程度對於其關係也可能有所影響。為了考驗此一可能性,近年來,Pennebaker及其同僚嘗試建立一個綜合性語言風格匹配度(language style matching,簡稱LSM,Ireland & Pennebaker, 2010)的指標。由於功能詞主要是擔負著黏著內容詞的角色,因此個人風格的展現最有可能是透過功能詞來展現。基於此一理念,他們計算LIWC中功能詞類別的使用一致性,計算出兩篇文本(或對話)在這些功能詞使用上的相似程度,並以此來指標語言風格的匹配度。在他們新近的研究中,以快速約會中的對話作為研究材料,即便是短短五分鐘左右的談話,由這麼短的對話中所計算出的匹配程度,就可以有效的預測雙方的好感度:若以交往中的情侶為研究對象,同樣的也可以預測情侶在三個月之後是否持續交往。此一指標甚至比主觀自陳的感受對於行為具有更好的預測力(Ireland et al., 2011)。將此一指標運用在小團體溝通的相關研究時,也發現成員間的LSM與團體凝聚力及合作表現有顯著的關聯性(Gonzales, Hancock, & Pennebaker, 2010)。
由於語言是人類思考、表達、溝通都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也提供了LIWC在各方面得以應用的可能性。從此一工具被發展出來之後,目前已經累計了上百篇的相關研究(整理見Tausczik & Pennebaker, 2010)。語言如同一個人的認知、情緒、與態度,具有顯著的個別差異。而究竟LIWC所偵測的指標是否能夠反映這些個別差異則是考驗LIWC效度的第一個指標。在LIWC發展的早期,Pennebaker 與King(1999)就發現,外向性高者會使用較多的正向情緒詞,而神經質高者則傾向於使用較多的負向情緒詞。後續以經驗取樣的方式分析日常語言的使用所做的研究也支持大五人格與LIWC的各項指標具有穩定的相關(Mehl, Gosling, & Pennebaker, 2006)。其他以不同的材料來源,也大都得到類似的結果。例如, Hirsh 與Peterson(2009)分析自我敘事的文本,或Yarkoni (2010)分析網路部落格的書寫者,都得到LIWC類別頻率與大五性格之間的相關。此外,在性別差異方面,女性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代名詞與較多的認知詞,此一模式與低社經地位,或較低年齡者具有相同的模式,很可能顯示情境因素所影響的權力結構也會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Pennebaker, 2011)。換言之,LIWC可以捕捉穩定的個別差異。
心理健康:
Stirman與Pennebaker (2001)發現自殺詩人傾向於在作品中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與死亡詞。Handelman與Lester(2007)進一步比較自殺身亡與自殺未遂者的筆記,卻發現相對於自殺未遂者,自殺身亡者反而有較多的正向情緒、較多的社會相關詞、以及較多的未來式。這很可能也顯示,儘管同樣具有自殺傾向,由於自殺未遂者比較會釋放出較多的相關訊息,因此得以獲得注意,但是自殺身亡者則很可能較未被注意到而產生悲劇。當然,此一結果除了顯示,LIWC對於不同自殺狀況的人具有預測力之外,如何解釋這些差異,以及如何運用這些差異的偵測來提供更有效的協助與防止,則還有待更多的研究釐清。
除了一般可以很直覺的預測情緒詞的使用可以區辨是否具有憂鬱傾向之外,更有趣的是代名詞與憂鬱傾向也具有穩定的關連性。尤其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我、我的、自己等)與負向情緒也具有穩定的關連性(Chung & Pennebaker, 2007; Rude, Gortner, & Pennebaker, 2004)。例如,Rude、Gortner與Pennebaker(2004)請大一的新生寫下他們進入大學的經驗,就發現具有憂鬱傾向於使用較多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較多的負向情緒詞。而即便是已經從憂鬱復原但是先前曾經有過憂鬱病史的學生也比從來沒有憂鬱病史的學生使用較多的第一人稱代名詞。這些研究顯示,在語言使用中,一般研究者甚或是敘說者本身都不會覺察的一些線索,卻可能提供很重要的訊息,而LIWC則提供了一個窗口用以偵測這類的線索。
臨床應用:
應用LIWC探討不同的心理疾患或身心適應問題的研究也相當的廣泛。例如,LIWC曾被應用於區辨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與貪食症(Bulimia Nervosa)兩種不同飲食疾患之患者,在語言使用上的差異(Davies, Swan, Schmidt, & Tchanturia, 2012)。由於厭食症通常伴隨著情緒壓抑的特徵,Davies等人(2012)的研究結果也相對應的發現,相較於一般正常人,厭食症患者有較少的書寫總字數和較少的正向情緒詞;反之,貪食症患者與正常人在語言使用特性上則沒有明顯差異。Holtgraves、McNamara、Cappaert與Durso(2010)則是透過LIWC分析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在語言使用基本特徵。帕金森氏症在初期會出現不對稱的半邊肢體於靜止時不停顫抖或動作困難等障礙,也會伴隨著一些語言缺陷和說話困難。Holtgraves等人(2010)的研究結果發現,帕金森氏患者中左半邊運動困難的患者,由於其主司語用與認知功能的右半腦受損較為嚴重,因此,患者會出現使用較少的動詞、功能詞及句子較短等的語言使用特徵。除此之外,相關研究也涉及以LIWC探討情緒疾患(Vanheule, Meganck, & Desmet, 2011)、人格疾患(Arntz, Hawke, Bamelis, Spinhoven, & Molendijk, 2012)等,在在顯示LIWC在臨床的應用上深具潛力。
教育應用:
在實際的應用上,近來LIWC在教育相關領域的相關領域也有成長。例如:Robinson、Navea與Ickes(in press)發現大學生在學期前所撰寫的自傳中的第一人稱代名詞、標點符號的運用、簡單字、以及其他指標等都對於學期成績具有預測力。他們推論,學生的自我焦點對於學業成就表現具有負向的影響力。顯示語言對於成績的表現還是有相當的預測力。
人際關係:
語言分析也可以擴展到關係的層次。例如,兩個人之間所使用的語言型態也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此相似程度對於其關係也可能有所影響。為了考驗此一可能性,近年來,Pennebaker及其同僚嘗試建立一個綜合性語言風格匹配度(language style matching,簡稱LSM,Ireland & Pennebaker, 2010)的指標。由於功能詞主要是擔負著黏著內容詞的角色,因此個人風格的展現最有可能是透過功能詞來展現。基於此一理念,他們計算LIWC中功能詞類別的使用一致性,計算出兩篇文本(或對話)在這些功能詞使用上的相似程度,並以此來指標語言風格的匹配度。在他們新近的研究中,以快速約會中的對話作為研究材料,即便是短短五分鐘左右的談話,由這麼短的對話中所計算出的匹配程度,就可以有效的預測雙方的好感度:若以交往中的情侶為研究對象,同樣的也可以預測情侶在三個月之後是否持續交往。此一指標甚至比主觀自陳的感受對於行為具有更好的預測力(Ireland et al., 2011)。將此一指標運用在小團體溝通的相關研究時,也發現成員間的LSM與團體凝聚力及合作表現有顯著的關聯性(Gonzales, Hancock, & Pennebaker, 2010)。